一个下午都在下雨,约翰打着伞找了几个地方感觉都不适合摆摊。
摆摊15年,在7国20多个城市卖鱼皮耳环手链
如无意外,约翰一般早上9点起床,10点半吃个早午餐,然后背上黑色背包,提着装有鱼皮耳环和手链的小箱子出发。最近两个月的目的地是岗顶电脑城对面的木栈道,因为“城管巡逻较少,人流适中,小白领居多,还有两棵可以遮阳挡雨的大榕树,是摆摊的绝佳地点。”
10点半坐上B4公交车,约翰打了个电话,用蹩脚的中文问了句:“情况好吗?”得到回答后,约翰挂了电话。25分钟到达岗顶,木栈道上已经有两名小贩摆好了摊,一名是卖自拍神器的男子,另一名女子的脚下摆着各种表,包上贴着白纸,黑字是“走私名表”。看到女子,约翰走上前打招呼,女子微微回应,给约翰挪了挪位子。
街头摆摊15年,在芬兰、菲律宾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日本和中国这7个国家的20多个城市,卖耳环和手链,约翰攒了足够的经验。他一般在三天内会和同一地点摆摊的小贩结识,留下电话,互通街上情况。一个月内可认出该街道的主要巡逻城管,还会和他们搭上话,甚至成为朋友。
■新快报记者 黄雪琴 文/图
摆摊广州 广州人喜欢货比三家,生意难做
广州的夏天晴阴不定,又湿又热,11点的阳光已经毒辣。在木板梯上坐了两个多小时,只有三个女孩停下脚步看约翰的耳环和手链,得知耳环50元一对,手链20元一条,都摇头离开。到当日下午两点,约翰并未卖出任何东西。
“你就降几块钱嘛,这样她们就会买。”卖手表的罗女士分析,多数人喜欢小便宜,降低一两元可能就有交易。但约翰不愿降价,这些耳环的原料是巴西骨舌鱼鱼皮,手链则是自己编织的幸运手链,“都是手工做的,做耳环的鱼皮还是巴西特有的,鱼皮要先洗干净,晒干,然后裁剪和染色,是母亲一步步制作的,算上运费,成本不低。”
四月底到五月中,正值澳门展会高峰期,约翰去了趟澳门,蹭了个朋友的展位摆摊。展会上,原本50元的耳环卖到150元一对,20元的巴西幸运手链也叫价50—100元,三天时间,约翰赚了近一万元。一个月下来,收入比在广州摆摊半年还多。
曾在多地摆摊,约翰对各地的消费者有一定的了解,“参加展会的都是生意人,有钱,不会杀价。广州消费者很理性,喜欢货比三家,好多女生很喜欢鱼皮耳环,但都要四处逛了一圈最后才回来买。相比之下,泰国人最容易心血来潮,不经思考地买,然后又来换;韩国的消费者最大方,只要喜欢就会立刻买,很多女孩子有选择恐惧症,会多买几对;日本呢,只要有男孩子在,一般都会给女孩子买。”
“广州人太喜欢对比价格了,生意难做。”约翰感叹,与罗女士聊得起劲,他往左边望了下,突然警惕地合上箱盖,抱起箱子欲转身跑,动作太快太急,碰到他中午买的冰红茶,茶洒了一地。
“吓死我了,没事啦,那是吃饭回来的银行保安,不是城管。”罗女士往约翰张望的方向看多了几眼,抱怨约翰草木皆兵。
“Sorry,sorry,那衣服太像了。”约翰眨眼吐舌,保安的制服和城管太像,时常让他分不清楚,一看到下意识就会想跑。
摆摊东京
每个月给黑社会交300美元保护费
做小贩就是要时刻保持警惕,这是约翰的生存经验之一。“能躲则躲,省点事。”
摆摊15年,约翰总结经验,一定要和当地负责社区的人打好关系。“中国的城管很辛苦,要理解他们,其实和他们聊聊,很容易成为朋友。”在约翰看来,中国城管比日本和韩国的来得亲切,从来没有人为难他。每次看到城管来巡逻,他会拿出烟给对方来一根,三四次之后,城管就把他当成了朋友。
约翰曾与广州北京路一名城管成为朋友,对方每次出来巡逻前会给他打电话,要么喊他迟点再摆,要么喊他到巷尾吸烟聊天。因此,即便自己不吸烟,约翰总会随身带包烟。有次约翰一个多星期没去摆摊,对方还给他电话问候,“你是不是生病了?”一个电话就让约翰感到温暖。
在日本东京,收钱的是社区里的黑社会。“每个月交300美元,黑社会就会保护我们的安全,那时生意好,一个月能赚1000美元。”
韩国的警察很有礼貌,“但他们面无表情,很冷淡,根本不会问你为什么做小贩,今天生意好吗?有一种疏离感。”
当然,约翰也不是没有进过警察局。上海世博会期间,他与一群卖纪念品的小贩被带进警察局,罚款2000元,约翰拿出身上仅有的20元,指着货说,“没钱,全身只有20元。要不你们把货拿走吧?”警察们不可思议地看着他,问道,“又不赚钱,你还卖什么!”最后还是无奈地把约翰和他的货物一起放了。
“我坐在他们办公室里,他们给我水喝,还一起聊天。有个警察还给我看他孩子的相片。”约翰感觉,城管抓小贩,是工作职责,并无恶意。
摆摊首尔
放着音乐,一边摆摊一边编手绳,这才是生活
两点半,广州的天突然变脸,下起大雨。合箱入袋,五秒时间,约翰提起东西就往地铁跑。“这几个月广州下雨太多了,根本卖不了东西。”下雨不能摆摊,约翰也没闲着,他的一个外贸合作伙伴来了笔单子,给他汇了7000美元的货款,约翰得去取款和看货。
途中,在巴西的弟弟来了电话,20日他将带儿子一起来广州,“我熟悉广州的皮具市场,我弟弟想我教他儿子做外贸。”这一电话打乱了约翰的计划,他原本计划六月中去韩国,韩国的朋友告诉他,摆摊生意仍火爆。
“其实,在广州摆摊真的不赚钱,我蛮想念韩国的。”约翰回忆,他以前在韩国首尔的步行街摆摊,放着音乐,一边编手链,一边卖,时常被十几个顾客围着,很受欢迎,“这才是生活”。卖得好的时候,他还聘请了一个南美小伙子来帮忙,一日可以赚近千美元。
在韩国,他还结识了一群小贩,大家白天一起摆摊,晚上收工一起喝酒,日子很是惬意。
摆摊奈良
11位亲人在日本,却无一人愿意与他联系
在首尔摆摊两年,听说日本的生意也不错,约翰在日本又有亲人,于是和一起摆摊的15个朋友结伴去了东京和奈良。
奈良的摆摊生意虽然红火,约翰却感受不到快乐。他祖母与前夫离婚后嫁给日本人,后来迁居日本,所以约翰有11位亲人在日本工作和生活,他自己的名字里也有了日本的姓Sakamoto(坂本,音译)。
然而,得知约翰街头摆摊,没有一位亲人愿意与他联系,“他们看不起摆摊的,不管赚不赚钱,根本不来看我一眼,那我留在那有什么意义?”
若是普通人的歧视,约翰并不在意,应该说早已习惯,也练就了豁达,“我不为别人的眼光而活。”但亲人的歧视,让约翰不解。一气之下,他离开奈良。曾帮他摆摊的南美小伙来了广州,告知他广州没有人摆摊卖鱼皮耳环,加上广州另一位朋友正好需要帮忙,约翰二话不说就来了。
“在广州,一天能卖到200元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约翰发现,广州人的模仿能力强,有人看到他的鱼皮耳环好,过几天也弄了很相似的耳环来卖。让约翰生气的是,本地小贩把耳环价格压得很低,“一对只能赚五毛钱他们也会卖。可我这耳环是自己做的,我近七十岁的母亲也在做,赚五毛钱那不如不赚,破坏了市场。”
摆摊上海
小贩朋友给他让位:“朋友,过来这里摆”
即使日本、韩国街头摆摊容易赚钱,约翰还是更喜欢中国,因为这里的人情味。约翰记得,在上海摆摊时,有好几次去街上摆摊,路上明明已经被占了位置,看到他来,小贩们会喊他“朋友,过来这里摆”,然后给他硬挤出个位置。在广州的北京路,卖花的小贩看到约翰躲在比较暗的街角,硬是把他拉到有路灯的地方去。
在岗顶摆摊卖手表的罗女士与约翰遇上好几次,逐渐成了朋友。她清楚记得,约翰来到岗顶摆摊第二日就买了四支酸奶,本想分给一起摆摊的人喝,可仍陌生的小贩们要么害羞说“不渴”,要么直接拒绝,只有当时口渴的罗女士接过了一支。
“他那时可激动了,一直和我说谢谢,不是应该我谢他嘛。”看着洋小贩也蛮有趣,罗女士很快与约翰熟悉起来,互相留了电话,“看到有情况,就通知对方。”
去年感恩节,人流多,货卖得比往常好,晚上11点仍人潮不绝,约翰偶遇一群给流浪汉派饭的广州志愿者。志愿者也给罗女士和约翰送来盒饭,但约翰拒绝了,“我不是流浪汉,也有能力养活自己,肯定不能和真正有需要的人抢了。”这份温情,又增添了约翰对广州的感情。